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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2019/01

真確: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 Hans Rosling, Anna Rosling Rönnlund, Ola Rosling

謙虛意謂著務實面對自身知識的的局限,意謂著樂於說出「我不知道」,意謂著在發現新的事實時願意改變既有觀點。謙虛能帶來放鬆,原因是你不必覺得非得事事都懂,不必時時需要為你的觀點辯護。

好奇意謂著對新知抱持開放態度,意謂著主動吸取新知,意謂著樂於接受不符原本世界觀的事實並設法了解,意謂著讓你的錯誤是激發好奇而非難為情:「我怎麼會有錯得這麼離譜的認知?我能從這個錯誤中學到什麼?這些傢伙不是笨蛋,所以為什麼他們要採取這個解方?」保持好奇很令人興奮, 你會一直發現有意思的東西。

我認為企業不久後會更關切世界觀的錯誤,超過履歷表的錯字,並設法確保員工和客戶時常更新對世界的認知。

說到底,真實呈現世界終究不是記者的任務,也不是社運人士和政治人物的目標。他們永遠必須靠誇張說詞與吸睛故事搶我們的注意力,永遠會鎖定異常而非平常,也永遠是關注最新的改變,關注立即的改變,而不是關注緩慢的進展。

連最優質的媒體都無法像統計學家那樣,平實中性的呈現世界,那樣雖然正確卻太無趣了。我們不該期望媒體朝那方向大幅前進,但反過來說,身為閱聽人的我們可以學著如何透過新聞了解世界,並明白新聞終究不算是增進世界觀的理想管道。

二分化直覺偏誤

負面型直覺偏誤

求真習慣小心對過往的美化: 人時常會美化過去,國家時常會歌頌歷史。

直線型直覺偏誤

恐懼型直覺偏誤

結果維基百科相當扭曲失真,出自西方視角,令我們大感失望。準確來說是78%,維基百科2015年份資料上的恐攻罹難者人數少了78%。雖然西方國家的罹難者人數相差無幾,但僅25%的「其他」罹難者有記錄下來。

在美國這片土地上,過去二十年共有3172人死於恐攻──每年平均159人。在同樣這段期間,酒精在美國導致140萬人死亡──每年平均6.9萬人。

本章提到數個恐怖死因:天災(占總死亡人數的0. 1%)、空難(0.001%)、命案(0.7%)、核外洩(0%)與恐攻(0.05%)。沒有任何一項占每年總死亡人數的1%以上,卻備受媒體關注。我們當然該減少這些原因的死亡率,但也能從中看出恐懼型直覺是多 麼扭曲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為了弄清我們到底該害怕什麼以真正保護所愛的人,我們該壓下恐懼型直覺,真正檢視各種死因的人數。 原因在於「恐懼」和「危險」是兩回事。可怕的事物是令人感覺危險,危險的事物是真正帶來危害。

失真型直覺偏誤

如果我們把太多注意力擺在眼前看得見的患者,卻沒注意背後更大的數字,那麼我們可能會把所有資源花在解決一小部分的問題,少救很多條人命。

媒體如同失真型直覺的好朋友。記者的一大職責是讓特定事件、事實或數字顯得比實際上更重要。

越南對抗中國的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2000年,法國占領越南200年,「抗美戰爭」僅短短20年。紀念碑的大小完全反映時間長短。唯有當我把這些紀念碑一比對之後,我才明白「越戰」對現在的越南人相形微不足道。

在瑞典,一整個世紀只有1個人被熊殺死。相較之下,每30天就有1個女性被伴侶殺害。相差一千三百倍。不過再多一起地區謀殺 案並沒有引起關注,死於熊襲則是重大新聞。

1918年,西班牙流感讓全球人口減少約2.7%。如今這種沒有疫苗的流感大爆發仍是一大威脅,我們全該非常嚴肅看待。2009年的最初幾個月 ,數千人死於豬流感,新聞大幅報導了兩週。然而跟2014年的伊波拉疫情不同,感染者人數沒有倍增,甚至沒有直線上升。我跟其他人的結論是這個流感沒有剛開始爆發時那麼可怕,但新聞讓民眾害怕了好幾個星期。 最後我對這種狂熱感到厭煩,拿死亡人數與報導熱度比對了一下。兩週裡,31個人死於豬流感,在Google能搜尋到253,442則報導,等於每名死者平均有8176則報導。同樣的兩週裡,我估算約有63,066人死於結核病,幾乎都是在 第一和第二級的國家,結核病在那裡仍是一大殺手,雖然現在已有治療方法。不過結核病是傳染病,還可能出現抗藥性,在第四級國家可能奪走許多人命。每位結核病死者只有0.1則報導。相較於結核病死者,每名豬流感死者 獲得八萬二千倍的關注,雖然兩種死亡同屬悲劇。

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了本世紀末,美國與歐洲的人口幾乎不變,非洲增加30億人,亞洲增加10億人。到了2100年,新的認證密碼會是1-1-4-5,全球超過80%的人口住在非洲和亞洲。北美和歐洲的人需要知道全球多數人是生活在亞洲。談到經濟實力的強國,「我們」正變成那20%而非80%。不過「我們」當中許多人仍想著過往榮光,無法把這些數字裝進腦裡 。

比對:巨大的數字總是驚人。單獨出現的數字會造成誤導,你該謹慎看待,永遠要找相關數字互相比對,最好還要找某個數字相除。

80/20法則: 你是否曾經需要檢視一大堆項目?不妨找少數最大的項目,優先處理,那些往往比其他全部加起來更重要。

除法: 數字與比例可能透露天差地別的資訊。比例較有意義,在比較不同大小的群體時尤其是這樣。在比較國家或地區時,特別得看人均比例。

概括型直覺偏誤

當你在腦中有一個「他們」的類別,把全球多數人歸進裡面,就犯了這種錯誤假定。你是依據什麼畫面來想像這個類別裡的生活?是依據新聞裡最悲慘驚人的畫面嗎?我想,在答題的當下,第四級國家的作答者 正是這麼想像,結果錯得慘不忍睹。新聞上的悽慘畫面最終化為我們對多數世人的刻板印象。從現在到2040年,第三級的人口會從20億增加到40億,幾乎世上每個人都正晉升消費者。如果你誤以為世上多數人窮到什麼都買不起,你可能錯失史上最大的經濟機會,還在把行銷預算砸在吸引歐洲大城的有錢潮女購買「瑜珈」衛生棉。企業需要對世界抱持基於事實的認知,方能運籌帷幄,找出未來的顧客。

在第二級和第三級地區,家庭通常無從在銀行存錢,也無從貸款,所以得把錢存在家裡方 能修房子,但錢可能被偷,可能隨通膨貶值,所以他們不是存錢在家,而是只要錢一夠就買磚塊。這樣不怕貶值,但家裡沒地方擺磚塊,推在外頭又怕被偷,不如買完就把磚塊砌在房子上,小偷無從下手。你無須信用等級待查, 10到15年間得以慢慢替家人打造更好的家園。

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

宿命型直覺的一個常見例子就像愛丁堡那位男士,他認為非洲永遠無望,不可能趕上歐洲。另一個例子是認為「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有根深柢固的差異。出於宿命型直覺,我們可能認為某個大洲、宗教、文化或國家將會(或必定)永不改變,原因出在他們抱持不變的傳統「價值觀」:這類說法一而再出現,如新瓶換舊酒。乍看似有分析依據,細究卻往往是出於直覺的偏誤。這類高傲說法經常只是出於讓感覺掩蓋事實。

然而瑞典在90年前也處於赤貧。在我年輕的時候,只不過50年前,中國、印度和南韓在大多數方面遠不如現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而當時亞洲的命運似乎該像現在非洲的命運:「他們永遠無法餵飽40億人。」

如果你很想宣稱價值觀不會改變,那麼試試看把你的價值觀跟父母做比較,跟祖父母做比較──不然跟子女做比較,跟孫兒做比較。你也可以設法找出你們國家30年前的民調結果,很可能會看到巨大改變。

許多瑞典人認為美國人的價值觀很保守,但我們看到美國人對同性戀的態度改變得非常快。1996年,僅27%的美國人支持同性婚姻;現在,高達72%的美國人支持同性婚姻,而且支持度仍持續攀高。

單一觀點直覺偏誤

談到為什麼人往往對世界抱持單一觀點,我發現兩個主因。明顯的那個主因關乎政治意識形態,另一個則關乎專業。

如果全球平均壽命(及大藥廠的獲利)要再大幅提高,大概不是基於藥物上的突破,而是基於商業上的突破。…第二和第三級國家…他們…需要的是早已存在卻價格過高的藥物。如果藥廠更有辦法因地制宜,依不同國家與顧客調整藥價,則能靠現 有藥物大賺一筆。

怪罪型直覺偏誤

在出狀況的時候,我們似乎很自然會認為是某個可惡鬼故意為之。我們愛認為壞事必有因,是某個有權有勢的惡人在搞鬼:否則世界會無從預料,令人困惑與膽寒。 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往往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性,無法妥善依事實理解世界:我們滿心想找出禍首,一旦自認找出就只想揍那人一拳,不再設法在別處找解釋。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沉溺在過於簡單的指控,沒看見更複雜的真相,沒留意對的地方,也就很難解決問題,防止壞事重演。

為了釐清世上多數重要問題,我們不該只把矛頭對準犯錯的個人,而是要對準整個體制與系統。如果你真想改變世界,就得明白,跟從怪罪型直覺無濟於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以10年為單位採購藥品,請各藥廠投標。時間長,採購量大,藥廠通常會開出很低的價格。然而這次有一家瑞士盧加諾的家族小藥廠叫做瑞福製藥,開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低價:甚至比成本還低。「拜託,你們開的價格比成本還低耶。」 「沒錯,匈牙利人讓我們可以晚30天付款,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只要4天就把錢付給我們,所以我們有26天可以把 錢放在戶頭裡生利息。」 先前我滿心想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好人,藥廠是懷著奸計的壞人,但原來我對小企業的創新力量非常無知,到頭來他們也是好人,只是有找出便宜方案的超強本事。

…在現代醫學發展之前,梅毒堪稱所能想像得到數一數二可怕的皮膚病…在各地有相異名稱,俄羅斯人說是波蘭病,波蘭人說是德國病,德國人說是法國病,法國人說是義大利病,義大利人回擊說是法國病。 找代罪羔羊的習慣深植於人類天性,我們很難想像瑞典人說這是 瑞典病,俄國人說是俄國病。那不符人的習性。我們需要找人怪罪,而如果有外國人帶著這種病來到我國,我們樂於怪罪給那人的國家,不必再費神多想。

我在前面說過,當壞事發生,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當好事發生,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給兩個系統。與光鮮亮麗的領袖相比,這更是在無趣與乏味下默默推動人類多數成功的幕後功臣,值得我們辦場致謝遊行。現在且讓我讚揚這兩個推動全球發展的無名英雄: 機構與科技

尋找原因而非戰犯: 當壞事發生,別找特定的個人或群體來怪罪,而是想到這背後可能不是有誰故意為之,轉為把精力放在釐清環環相扣的各個原因或整個系統。

尋找體制而非英雄: 當有人自稱促成某件好事,你要想一想是否即使沒有特定的誰做些什麼,這件事仍會發生。

扭轉急迫型直覺偏誤

放輕鬆,事情幾乎從來不是這樣。幾乎從來不是那麼迫在眉睫,不是非得擇一不可。如果你想的話可以先把書擱下,做點其他事情,在一星期、一個月或一年後再重新拿起來讀,回想一下重點,完全不嫌太遲。與其急著一次囫圇吞棗,不如沉澱反芻更好。

前面所說的危機都是在未來很可能發生,但危害程度未知。赤貧的危害則屬已知,不是未來唯恐釀災,而是現在實際上演,此時此刻的真確苦難。伊波拉疫情就是爆發在赤貧地區,因為當地沒有醫療單位即早因應。內戰就是爆發於 赤貧地區,因為年輕人亟欲得到糧食與工作,一無所有也就一無所失,樂於加入血腥殘暴的游擊隊組織。這是惡性循環:貧窮導致內戰,內戰加劇貧窮。由於阿富汗和中非的內戰,永續發展的計畫在當地面臨中斷。恐怖分子躲在 現存的少數赤貧地區。在內戰區域,我們也更難拯救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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