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崇拜年轻、在意年岁、惧怕老去，头脑中被植入“青春即是完美”的思想观念。“你年轻时一切看上去都触手可及，你拥有未来。可是当你老了，看什么都觉得遥不可及。
青春不是指生命的一段时间，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
人之变老不仅由于年岁的增长，我们之变老常常是因为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
当年，陈独秀是从生理、心理层面来区分新旧青年的，今天要鉴别一个人是否年轻，我们可以引入这四个标准：一是心态——始终对外界保持好奇，乐于接触新生事物；二是状态——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哪怕失败、出错；三是姿态——不因生理年龄而产生刻板印象，从而自我束缚，比如摒弃“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这种想法；四是体态——即进行身体管理，人到中年而没有大肚腩是一种美德（当然也不必一味追求所谓“少女感”“少年感”）。
打卡式拥有
爱情、婚姻、性、生育的成本足以消耗掉一个人大半生的精力和财富
平成元年（1989），日本股指高达38915点。很快，一切在平成三年（1992）随着股市暴跌化为乌有。就业人口锐减，理财产品爆雷，消费能力萎缩，房价从这一年开始连跌25年。
低欲望社会”概念。他认为这代日本人和父辈相比，缺乏成功欲，难以拥有大志向，满足于温饱与小确幸。他也指出，在这种同质化且内向的社会中生存，虽然过日子一时半会不成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国家与国民的整体竞争力将退化，最终导致社会与国家的衰退。
不变的是，人们一直对当前状态感到不满。欲望泛滥的时期，我们痛感自身的贪婪迷失；而在欲望低沉的时候，我们又担心自己不够上进。看待欲望的方式，一直在左右摇摆。
打卡化生存则提供了另一种行为准则：“去旅游景点没发朋友圈等于没去”“朋友圈没晒结婚证等于没结”“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不在豆瓣上打个卡等于没读、没看
社交行为的一致性能带来身份认同的一致性
“我不觉得这是在谄媚谁，有些事情不论你认同不认同，它就摆在那里。人要学会入乡随俗。”
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的判断：“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向外界发出的这些信号并不见得完全是坏消息。某种意义上，打卡化生存也可能是社会同构的方式和手段，以此形成聚集效应。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魅力就在于个体不再是孤单一人，而是通过科技手段、虚拟社交达成共识，发现同类，互通有无。
在一个包容、自由、开放的工作环境里，所有青年都把工作当成乐趣，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遵从的究竟是“朝九晚九，一周六天”的996，还是“一周到底，全勤无休”的007。
脱发, “保温杯配枸杞”, 集体以“那些年”之名怀旧叹老，加班猝死的程序员, 因为抑郁症自杀的创业明星，“人均负债12万元+，负债额达月工资18.5倍”, “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放肆”……的青年危机，是一种画风。
阎云翔这样描述80后：“他们从小生活在张力之下，在私人生活领域，表现出很强的自我主义倾向、对权利敏感并勇于寻欢作乐、追新逐潮；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是安分的实用主义者，选择以最安全的方式来谋取考试分数、教育回报、收入、权力乃至声誉的最大化。”
从形而上的角度而言，中国千禧世代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直面后现代境遇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的身体裹挟在人口流动迁徙的大潮中，不断被塞入新的城市、新的群体、新的岗位，与原生家庭和最初成长环境的联系越来越薄弱，并最终被互联网区隔成孤立的碎片。他们的精神抽离于被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命运走向难题困扰的大时代，在物质丰盈、消费主义盛行的小时代中各安其位，由此而造成的归属感真空却也亟待填补。在这种情况下，“管好自己”成为在一片飘渺中证明自身存在的最简单选择。千禧世代倾向于根据喜好规划属于自己的世界，要求他们为“全或无”式的选举承诺投票看上去毫无吸引力，“他们不把投票看作义务，也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必须如此，因为那是政治家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党派也不是值得效忠的运动，只是可供选择或者直接无视的‘品牌’”。
何谓“青年”？是身着比自己身体成熟程度大一号的流丽华服去参加毕业晚宴的名牌高中毕业生；是流散在东莞、中山、苏州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技工；是驾驶着电动车穿梭于十字街头的外卖骑手和快递骑手；是四川大凉山、环京津冀贫困带里无梦无痛的流动青年；是午夜里仍然徘徊在知春路和后厂村格子间里的格子衫码农。
好奇心日报，以团队为单位，每周定量产出稿件。研究所的选题主要聚焦的是How的问题：“我们想更具体地了解现在年轻人是怎样生活，包括看电影、听音乐、谈恋爱、吃穿用等细节问题。”
好奇心研究所的编辑们希望这些选题可以印证或吸取读者的一些想法和意见，然后又形成新的报告，引起读者的新一轮讨论。说是报告，好奇心研究所却并不是严谨的学术问卷调查，刘融形容，这更像是在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西本喜美子
《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